婚礼蛋糕，因为它的美丽和壮大，树起了一个大靶子，成为嘲笑幸福人生的文学故事里一切讽刺的总集合。

幸福的婚姻，在有史以来的经典文学中和此时此刻的社会里，究竟谁的比例更高？如果不求精确，恐怕多数人的直接印象都是：作家当然比上帝更倾向和擅长捣毁婚姻。

1956年，格蕾丝·凯莉的婚礼，巴黎蒙特卡洛酒店的主厨为新人制作了蛋糕。

《包法利夫人》第一部第四章，福楼拜让对爱情充满无限憧憬的爱玛和夏尔结了婚。作者详尽描绘了一场外省婚礼上风姿各异的宾客和一直吃到晚上的酒席——“那几大盘奶油蛋糕，稍碰一下桌子就会颤颤悠悠”，随后作为餐后甜点，又端上一盘大蛋糕，底部搭成神庙，第二层做成城堡主塔，最上层则模仿一片绿荫，“点缀着果酱的山石、湖泊，榛壳的船只，一个小巧玲珑的爱神在荡秋千”。

也许你对那些法国乡村的礼服、马车、寒暄方式并不熟悉，但是通过这座19世纪的蛋糕，我们似乎能够很快地进入当时的氛围。今天的中国人，早已习惯在大喜之日切蛋糕，且把它的层数翻了番。这种面粉奶油的混凝建筑物，是婚礼上宾客凝视的焦点，在中国，参加婚礼的人通常只看不吃，真正能吃的，是新人手切的那一小块。他们小尝一口，以示仪式。等到这场宴席结束，有些酒店会将蛋糕放回橱窗，等待循环使用。

1956年，玛丽莲·梦露和亨利·米勒的草地婚礼，简单朴实。

婚礼蛋糕之于婚礼，就像婚礼之于婚姻。蛋糕是否漂亮豪华，人人可见，但是婚礼的麻烦和暗涌，只有新人知道；婚礼是否够派够美，人人都懂，一段婚姻的好坏却不是它说了算。

还是以《包法利夫人》为例，在那一章，福楼拜接着写到了新郎的父母、新娘的爹，还有“生性不善戏谑”“并无上佳表现”的新郎官，却对爱玛不着正面一笔。紧接的一章中，在展示了婚房的里里外外、夏尔的新婚满足之后，结尾一段，突如其来——“结婚以前，爱玛原以为心中是有爱情的；可是理应由着爱情生出的幸福，却并没来临，她心想，莫非自己是搞错了”。

1953年，36岁的约翰·肯尼迪迎娶了24岁的杰奎琳，第二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

婚礼实际上是一场以新人为中心，双方家庭为两翼的社交。越大型的社交场合，越容易滋生幻觉。《撒哈拉的故事之结婚记》中，三毛与荷西作为沙漠法院有史以来接收的第一对新人，穿过黄沙去结婚，领读誓词的证婚人比谁都紧张，“这个年轻的法官拿纸的手在发抖”，“却好似不知下一步该说什么好”。没有饭店、预算和宾客的两人回到家，锁着的门外放着同事赠送的蛋糕。“他切了一块蛋糕给我吃，一面替我补戴戒指，这时我们的婚礼才算真的完毕了。”

三毛把蛋糕吃得轻巧，堪称在婚礼一事上，嫌多余、麻烦的作家代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乡村婚礼的筹备》充满焦虑与不安，影射着他本人对于爱情和婚姻的观念。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长篇小说《布鲁克林》，描写了爱丽丝离开爱尔兰小镇，告别家乡和亲人，到纽约独自打拼的故事，她与意大利籍的水管工人托尼相识相恋，私定终身。作者没有放过忐忑的求婚场景，这场隐形的婚礼，充当了整部小说的关键点。因姐姐去世，短暂回乡的爱丽丝，遇见了对她心仪的富家子弟吉姆，家乡和未来的安稳都在向她招手，如果爱丽丝告知母亲和朋友，大摆筵席，像大多数人一样，让婚礼成为一种观礼式的景观，而不仅仅是市政厅前的排队盖章，故事可能另有一说。但她已经结婚的事实本身就带有道德惯性，让她最终决定离开，而小说也到此打住。

1968年，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和他的妻子莎伦塔特举行婚礼。

一流的作品里，把婚礼本身写上天的，实在不多。即使是对婚姻见解颇多的伍尔夫，也不曾将婚礼设定为意识流动的基础时空，她宁愿选择举家出海前的下午和黄昏（《到灯塔去》），或者一次社交聚会（《达洛维夫人》）。对于感情常常“卡壳”或者婚姻之路本不顺遂的大作家们来说，婚礼确实不那么重要。张爱玲在短篇小说《鸿鸾禧》里，展现了婚礼前新娘、姑姨、婆婆的各种心思，而篇幅少得多的婚礼场面，也是充满了揶揄。新娘子这边嫁不出去的两位表妹——“棠倩非常活泼地，梨倩则是冷漠地，吃着蛋糕”。张爱玲的冷酷在于，管你吃相活泼，还是冷漠，反正底子都是——悲哀地吃着别人的蛋糕。而狄更斯的《远大前程》里那结了蜘蛛网的结婚蛋糕，不知道吓退了多少拿婚姻当作幸福游泳池的男女。

当然，鲜受文学的青睐，并不妨碍婚礼或婚礼蛋糕，在真实人生中构成意义或吸引力。我曾在一位朋友精致小型的典礼上，听过邻座感叹：如果只办婚礼，不结婚，明早醒来，不是婚姻的第一天，我也愿意结个看看。据说那天的蛋糕非常好吃，分发蛋糕那会儿，我站在外面抽烟透气，回到座位上时，我的那份没了。说真的，我一直都坚信，是那人吃了，不过我并不是很介意。